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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柏林到安塔利亚:全球气候外交31年的历程
今年将在土耳其以“COP31”之名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在其31年的历史中,见证了全球气候斗争中的诸多转折点、未能兑现的承诺,以及许多亟待解决的气候问题。
从柏林到安塔利亚:全球气候外交31年的历程
COP31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框架下每年在不同国家举行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其第31届会议将于11月9日至20日在安塔利亚举行。

COP是英文“Conference of the Parties”(缔约方大会)的缩写,指针对气候危机进行评估的国际会议。

本文汇总了从首届会议至今,COP期间通过的决议、签署的协议、经历的危机以及做出的重要承诺。

1995年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的首届COP会议,由时任德国环境部长安格拉·默克尔主持,共有117个缔约方和53个观察员国参加。

在峰会上,启动旨在加强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全球谈判被列为首要议程。

在应对气候危机方面,要求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取不同措施,这一预期为随后几年日益激烈的争论奠定了基础。

在此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将发达国家指认为气候危机的责任方。然而,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工业活动密集的发达国家则辩称,自己在减排方面承受着压力。为缓解各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各方提出了许多建议。各方达成解决方案却耗时多年。在此阶段,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增长,向其提供各种援助的议题被提上议程。然而,发达国家在减排方面并未出现实质性转变。

第二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COP)由瑞士主办。在同样讨论了相关议题的第二次峰会上,最重要的进展是:因密集的工业活动而备受批评的美国承认了“为应对气候变化,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措施是必要的”。

自愿原则让位于法律约束力

然而,峰会上作出的承诺基于自愿原则,这也使得实现目标变得困难。各缔约方在京都举行的第三届气候大会(COP3)上,将自愿原则更进一步,提出了“法律约束力”的议题。

在COP3会议结束时提交的《京都议定书》,要求发达国家遵守关于削减碳排放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定,并要求这些国家在2012年前将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5%。但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仅需提交年度温室气体清单报告。

美国虽然在COP4峰会上签署了起初持保留态度的《京都议定书》,但从未批准该协议。

在COP5上,与会各方强调,在协议生效前必须先确定实施细则和机制。

2000年11月在荷兰海牙举行的COP6因各方未能达成一致而暂停。2001年7月,谈判在波恩继续进行。除美国以外的国家就《京都议定书》的实施手段达成了共识。

然而,美国在峰会期间发表了一份引发危机的声明。时任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以如下言辞宣布,美国将不执行《京都议定书》:

“作为肩负着维护美国人民和工人福祉职责的美国总统,我绝不会让我们的国家屈从于一项将导致数百万公民失业的拙劣国际协议。”

《京都议定书》留下的深刻印记

在美国宣布退出后举行的COP7、COP8和COP9会议上,各方重点讨论了《京都议定书》技术细节的明确化。在此过程中,各方还持续努力就一项最终的全球协议达成共识。

由于未能达到《京都议定书》生效所需的批准数量,这在2004年也成为该进程面临的障碍之一。随着俄罗斯于2004年11月18日批准该议定书,必要条件得以满足。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COP10会议上,这一促成《京都议定书》生效的进展成为议程上的重要议题之一。

从COP11到COP14期间,各方也一直在努力与尚未接受《京都议定书》的国家达成共识。在谈判中,各方就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加强气候行动以及设立各类基金等议题进行了讨论。

鉴于《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将于2012年结束,这加速了各方对达成新的全球气候协议的探索。在此背景下召开的COP15会议,旨在确定议定书生效后的后续行动方向,会议得到了广泛参与。

COP15闭幕时,被视为气候融资领域重要一步的《哥本哈根协议》得以签署。根据该协议,发达国家同意在2020年前每年提供1000亿美元资金,以帮助发展中国家降低排放并增强其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韧性。

在COP16上,各方就《坎昆协议》达成共识,该协议规定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比工业革命前高出2摄氏度的范围内。

《巴黎协定》的初步举措

世界银行关于全球气温到2100年可能上升4摄氏度的报告,成为COP17的重点议题之一。该报告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COP18上继续引发讨论。各缔约方齐聚一堂,旨在商讨《京都议定书》的第二承诺期,并就涵盖各国减排目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新协议展开谈判。通往《巴黎协定》进程的最初步骤也于此次会议上迈出。

在COP19上,气候危机引发的极端天气事件所造成的损失和损害被纳入优先议程。经磋商,各方决定设立“华沙国际损失和损害机制”,以应对此类损害。

为实现多年来持续推进的进程产生具体成果的目标,2015年在法国首都巴黎举行的COP21会议结束时,在195个国家和欧盟的参与下,《巴黎协定》获得通过。作为自1997年以来气候变化领域首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件,该协定在满足必要批准条件后,于2016年11月4日正式生效。

该协议旨在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较工业革命前“远低于”2摄氏度的水平,并努力将其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此外,协议还呼吁各国尽快提交各自制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以确保实现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

《巴黎协定》进入实施阶段,曾是2016年在摩洛哥马拉喀什举行的COP22会议的首要目标之一。然而,美国新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对气候政策的立场改变了会议的走向。特朗普与布什一样,坚称气候协定将损害本国经济。

特朗普多次将气候危机称为“骗局”,并明确表示自己不相信这类说法。在整个峰会期间,特朗普始终反对应对气候变化,并在一年后、即2017年6月德国COP23召开前夕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将退出《巴黎协定》

在特朗普宣布退出决定后,为《巴黎协定》2020年生效所需的实施准备工作,成为2018年COP24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各缔约方继续进行磋商,以最终敲定协定条款并确定实施过程中应遵循的共同规则。

在COP25会议上,与会各方就支持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市场工具及国际合作议题展开了讨论。谈判中,确定碳交易规则、确保长期气候融资以及提高透明度等尚未解决的问题成为焦点。

美国重新加入《巴黎协定》

受新冠疫情影响,COP26推迟一年,于2021年举行。在此次峰会上,减少甲烷排放是气候议程中的重要议题之一。2021年上任后,新任总统乔·拜登不仅让美国重新加入了特朗普曾退出的《巴黎协定》,更进一步宣布,美国将加入承诺到2030年将甲烷排放量减少30%的缔约方行列。在此期间,导致全球变暖的煤炭使用问题首次成为COP峰会的议题。特别是在针对中国和印度的呼吁中,要求逐步停止使用煤炭及其衍生的化石燃料。

在以俄乌战争后爆发的能源和粮食危机为焦点举行的COP27峰会上,损失与损害问题也得到了讨论。

COP28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阿联酋)的迪拜举行。由于此次峰会选址于一个石油生产国,因此备受争议,但在峰会上仍迈出了一项重要步伐。峰会闭幕时发布的最终文件中,首次在气候峰会历史上提及化石燃料,并呼吁“在能源系统中以公平、有序和平等的方式逐步淘汰化石燃料,并在实现2050年净零排放目标的关键十年内加快行动步伐”。

在COP28的谈判中,为补偿受气候危机影响最严重且最脆弱国家所遭受的损失和损害,建立新的融资渠道被提上议程。会议主席兼阿联酋驻联合国气候变化特使苏丹·阿尔-贾贝尔宣布,阿联酋将向计划设立的基金提供1亿美元。加上其他国家的承诺,该基金的承诺总额达到7亿美元。

COP29的主要议程是确定“新集体量化目标”(New Collective Quantified Goal/NCQG),该目标旨在通过新的气候融资支持发展中国家采取气候行动。然而,峰会结束时发布的关于NCQG目标的最终文本中,援引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自主贡献》报告,指出这些国家到2030年所需的气候资金为每年4550亿至5840亿美元, 总额为5.1万亿至6.8万亿美元,但宣布的资金目标是到2035年每年至少提供3000亿美元。

峰会结束后,气候谈判中的一个重要进展是,二度当选美国总统的唐纳德·特朗普决定再次让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华盛顿政府在向联合国通报退出决定时表示,退出《巴黎协定》将于2026年1月27日生效。特朗普以经济理由批评气候政策,并以维护美国经济利益为由为退出《巴黎协定》的决定辩护。

巴西未出台预期中的决议

在巴西贝伦市举行的COP30会议上,尽管外界期待能制定一份关于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路线图,但最终文本中并未就此作出明确表述。

最终文本指出,为支持各国加快落实《国家自主贡献》和国家适应计划,已启动基于自愿原则的“全球实施加速器”(Global Implementation Accelerator)。声明称,该机制将在缔约方会议主席的指导下运作,并将在2026年全年通过公开且包容的说明会予以支持。

峰会期间,亚马逊雨林的保护以及作为受气候危机影响最严重的群体之一的土著人民所面临的问题成为焦点。在此背景下,土著人民在包括获得融资在内的多个领域所面临的困难屡屡被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