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坦布尔的肖像：琴格尔科伊，古迹中的故事

Cengelkoy（切讷尔科伊）是伊斯坦布尔最受喜爱的地区之一：这里的故事通过美食地点、滨水洋房、清真寺、喷泉、一座教堂、一所军校以及伊斯坦布尔最古老的墓地之一而鲜活呈现。

对于自豪的伊斯坦布尔人而言，Cengelkoy是一种历史遗迹的混合体验——有些已修复，有些则焕然一新。对那些喜欢探寻塑造一处地方故事的勇敢旅人来说，每一个转角都会带来不同时代的叙述——过去与现在交织。

Cengelkoy的故事从这里开始：在主路的起点，你遇到的不是古老的喷泉，而是一座崭新的纪念泉。

这座为纪念在2016年7月15日未遂政变中为保卫国家主权而牺牲的Cengelkoy年轻男女而建的“15 Temmuz Şehitler Çeşmesi”（7·15烈士纪念泉）在土耳其人民心中具有重要地位。

喷泉由整块大理石雕成，正面刻有先知穆罕默德的一句语录，背面以传统伊斯兰书法写着两段古兰经经文，强调烈士行为的神圣性，肯定他们的牺牲并非徒劳。

为悼念逝去的生命，这座喷泉在所有伊斯兰节日喷洒玫瑰水，延续了奥斯曼文艺传统：自古将玫瑰视为各类美的典范。

数世纪以来，伊斯坦布尔海峡沿岸无疑是最重要纪念建筑的聚集地——宫殿、政府机关、大使馆、学校、旅馆，或属于知名艺术家、作家与商人的私人滨水洋房等一应俱全。

沿着这座新喷泉继续前行，在一条狭窄不起眼的路尽头，矗立着Cengelkoy两座最珍贵的滨水洋房——Sadullah Paşa Yalısı和Abdullah Ağa Yalısı。尽管毗邻而立，它们的故事却天差地别。

18世纪的Sadullah Paşa Yalısı外观几乎未被改变，仿佛从童话书中走出：美丽的深红木质外墙和奥斯曼风格的百叶窗并非浪漫的象征，而是代代相传的悲剧见证。

据传，Sadullah Paşa的妻子精神崩溃，此后终日只穿粉红色（据说这是他生前最喜欢她穿的颜色），在宅院花园中徘徊，绝望地期盼有一天丈夫会从树下走出。

由著名建筑师Turgut Cansever修复的她常待的房间，被称为“粉红房”，至今仍保留着当年的粉色调。

与之相反，Abdullah Ağa Yalısı的故事充满乐观。出身于划船人家庭的Abdullah Ağa仕途攀升，后来进入高层政府机构，最终得以购得一处抢手的滨水位置。

他为邻近的“Hamdullah Paşa Mosque”（哈姆杜拉清真寺）出资兴建，位于‘Tarihi Çınaraltı Çay Bahçesi’（历史梧桐树下茶园）入口处，出于对划船人和搬运工休憩与信仰需求的体察。

这座洋房虽多年闲置亟待修缮，但最终在2009年完成改造并重新定位为餐厅。现在作为“Sütis”的场地，每天都人潮涌动、生机勃勃。

沿主路前行，穿过著名的糕点店Seval对面，你会看到一块奇特突出的白色大理石，底部有水龙头，顶部看起来像一顶土耳其头巾。

其实那并不是头巾，而是一颗卷心菜！这听来荒诞，但并非无意义。

在奥斯曼时期，托普卡帕宫的游戏活动里有两支主要的体育队，“Lahanacılar”（卷心菜队）与“Bamyacılar”（秋葵队）。这座喷泉是为了支持“Lahanacılar”队而建，是伊斯坦布尔仅存的两座相关喷泉之一。

再往前便是一堵巨大的黄色石墙。抬头可见被墙掩映的Aya Yorgi希腊东正教堂。

该教堂建于1830年，其庭院中散布着几座无名墓。在花园区有一座两层楼的房屋，最初于1875年作为学校建成。尽管Cengelkoy的奥斯曼希腊人数量日渐稀少，但每周仍然会举行周日弥撒，凝聚当地基督教社区。每年1月6日举行的象征基督受洗的“抛十字架”仪式也持续保留着。

沿海岸线继续前行，越过位于一座18世纪葡萄酒厂修复而成的滨水酒店“Sumahan”，你会遇到另一座面向海面的深红色杰作。

这一次的故事并非悲剧。Kaymak Mustafa Paşa Camii（凯马克·穆斯塔法帕夏清真寺）由Mustafa Paşa于1744年为纪念其故母而建。

白天，其大窗映照着海浪的深蓝；夜晚，灯光使其成为一处雄伟景观，与桥梁或月光竞相辉映。

无论春夏秋冬、风雨或雪，你总能看到有人坐在车里或折叠椅上：有人钓鱼，有人喝茶，剥着烤葵花籽。若你问他们为何而来，他们很可能异口同声地回答：“Boğaz havası almaya geldik.”（我们来吸一口博斯普鲁斯的空气）。

虽然这一地标标志着Cengelkoy的正式尽头，但若不上山走到Cengelkoy墓地，你的旅程仍不完整；那里可俯瞰伊斯坦布尔海峡全景以及著名的Vahdettin Mansion（瓦赫德丁府邸），现今为总统埃尔多安接待外国贵宾之所。

上山前，你也可以右转，通往Cengelkoy最著名的两座奥斯曼府邸——Ahmet Arif Paşa Köşkü与Macar Fevzi Paşa Köşkü。后者由Serdar Gülgün设计并修复，曾登上包括Vogue、Architectural Digest、Elle、Marie Claire和Cornucopia在内的国际刊物。

那条路直通Cengelkoy墓地——伊斯坦布尔320座墓园之一，同时也是最古老的墓地之一。走在街上，你会突然发现树种从以梧桐为主变为柏树。

这并非巧合——奥斯曼人用柏树来标示墓地位置，原因主要有三：其独特的泪滴形状被视为灵魂升天的象征；风吹过时会发出独特的“胡”声，在阿拉伯语中“胡”可指“他”或指代上帝，用以赞颂神圣；此外，柏树根系更能储存氧气，被认为能掩盖尸体的气味。

你还会注意到穆斯林墓地与基督教墓区的鲜明对比。土耳其著名史学家哈利勒·伊纳尔奇克（Halil İnalcık）在《伊斯坦布尔：一座伊斯兰城市》中写道，穆斯林墓地不像基督教墓园那样规整，而是随地形自然流动、布局零散随意。

实际上，这与伊斯兰信仰中对死亡的理解有关：死亡并非严格的终结，而是一种向另一层存在的过渡。因此对穆斯林而言，坟墓只是暂时之处——亡者的灵魂会在埋葬后四十天内接受审问，并由天使引领到来世。

除了树木与墓地的无序布局外，碑铭上的名字也令人注目——许多知名的土耳其人物、艺术家、政治家、作家都长眠于此，其中还有末代奥斯曼苏丹瓦赫德丁（Vahdettin）的女儿Fatma Ulviye Sultan（法特玛·乌尔维耶·苏丹）。

然而最令人生动感动的，往往是儿童坟墓——它们象征着未实现的希望、梦想与父母的深沉悲痛。这些婴幼儿的墓通常呈小长方形，有时顶部置有心形大理石，刻着孩子的名字、出生与逝世日期，随后是一段短祷文。

墓地中间的清真寺同样是为短暂人生而建。Kerem Aydınlar Mosque（克雷姆·艾登拉尔清真寺）是为纪念Kerem Aydınlar而建——他是伊斯坦布尔一家受人尊敬的连锁医院业主之子，年仅25岁便在车祸中去世。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伊斯兰中鼓励的一种实践：为亡者献上功德。穆斯林被期许应当有意识地生活，关注自己的一切行为，因为终有一天要为之负责。当然，正如古兰经所揭示，“我的怜悯胜过我的愤怒”，上帝以其宽恕著称。

古兰经记载，每个人的右侧与左侧各有一位天使，记录着他们的一切行为，称为“amal defteri”（行为之书）。因此没有任何穆斯林能被保证进入天堂——人的善恶由其行为决定并记载在其行为之书上。尽管人的行为之书会在死亡时合上，但若亲友为之献上出于真诚为上帝而行、利及人类的善行，这些善行的功德可以继续记入亡者的行为之书，从而为其在审判日带来祝福。这也是在伊斯坦布尔各处常见以亡者名义建造清真寺、喷泉、食肆等的原因：亲友的慷慨所带来的祝福可助亡者得以救赎。

正是基于这一意愿，这座小清真寺与“sohbet evi”（一种聚人行善的场所）得以建成。旁边的凉亭与喷泉为墓地的看护者与徒步上山的访客提供休憩场所与水源。

尽管死亡的存在令人沉重——有的刚离世，有的已远去——但凉亭内却弥漫着一种宁静与慰藉的氛围。

从凉亭望去，视野开阔：前方是被精心维护的墓园，继而是壮丽的瓦赫德丁府邸，背景则是分隔这座繁忙城市的博斯普鲁斯海峡。透过树隙可见一艘艘驶过的船舶，短暂的景象常使人陷入深思，追问生命的无常与短促。

死亡对每个人都是必然，但对逝者的爱与记忆却延续。这或许也是在穆斯林丧礼中，伊玛目会问在场者的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的原因：

“Nasıl bilirdiniz? Hakkınızı helal ediyor musunuz?”（你们如何认识他/她？你们是否原谅他/她可能对你们享有的任何权利？）

我也将这同样的问题留给你，并承诺将带来更多来自Cengelkoy的故事——下一次将更多讲述这里的居民。与Seval糕点店的店主交谈时，既有许多值得回味的往事，也有许多值得珍惜的记忆。

敬请期待：关于Cengelkoy社会结构中早已消逝与仍在延续之事的更多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