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最近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SCO）峰会上正式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GGI），将其作为一个促进更公平、更包容的国际合作的新框架。

中国将自身定位为全球秩序的“改革者”和“维护者”，并将全球治理倡议视为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之后的第四大外交政策支柱。

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加剧以及对现有权力结构信心下降的背景下，中国通过这一倡议提出了其对更公平世界的愿景。全球治理倡议重新定义了国际合作的基本原则，其核心理念包括五个方面：主权平等、尊重国际法、真正的多边主义、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及注重实际成果的承诺。

据中国外交部表示，这些理念并非旨在取代现有体系，而是通过使全球机构更加具有代表性、响应性和公平性来加以改进。全球治理倡议的目标是通过减少单边主义和意识形态对抗来实现全球制度的现代化。

这一倡议的提出反映了对现有秩序的承认，即二战后形成的体系已无法应对当今复杂的全球挑战。气候危机、数字治理和经济不平等等全球性问题需要合作与改革。中国的主张是，任何单一国家都不应主导改革进程，所有国家，无论大小或财富，都应有权参与塑造全球结果。

全球治理倡议的推出时机也颇具意义。2025年将迎来联合国成立80周年，这是全球反思的一个契机。全球治理倡议的出现揭示了一个深刻的事实：战后建立的国际机构已不再适应当前的需求。

例如，联合国安理会因五个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而经常陷入瘫痪，无法应对诸如俄罗斯与乌克兰的战争以及以色列在加沙的行为等重大冲突。这种现状引发了全球范围内对改革的呼声。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长期以来一直主张联合国应该超越其创始国的狭隘授权，并强调“世界大于五个”。

埃尔多安的这一批评，在中国新近提出、旨在建立一个更加包容和具代表性的体系的全球治理倡议中得到了体现。

曾经是全球经济合作核心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因大国争端和未能更新贸易规则而失去了影响力。同时，关键军控条约的崩溃，如《中导条约》（INF）的终止，以及核不扩散协议的削弱，引发了新一轮军备竞赛的担忧。在领导力和合法性真空的背景下，中国的全球治理倡议通过促进对话和共享安全，成为冷战式对抗的替代方案。

这一倡议的政治象征意义也十分明显。在特朗普总统的“美国优先”政策下，美国逐渐退出全球承诺，而中国则趁机填补这一领导力空缺。全球治理倡议并非试图建立一个替代体系，而是通过解决全球南方代表性不足、联合国权威削弱以及执行效率低下等问题，来加强现有全球秩序的机制。

这一信息表明，全球治理不应成为少数国家的特权，而必须反映当前多极化的现实。

全球治理倡议不仅是一个全球愿景，也是一个区域战略。在亚洲，中国面临机遇与挑战，这一倡议可能改变北京与邻国的关系。在东南亚，全球治理倡议提供了一个强调合作与协商而非主导的框架。通过将治理视为一种协作过程而非竞争，中国可以借此缓解对其崛起的担忧。

在中亚，该倡议与“一带一路”倡议相辅相成。“一带一路”侧重于基础设施建设，而全球治理倡议则聚焦于制度建设。这使得中国能够以合作和发展的领导者形象出现，通过对话和经济相互依赖巩固其影响力。

俄罗斯对全球治理倡议的支持也值得注意，这与莫斯科对多极世界秩序的愿景一致，并加强了中国在这一新兴伙伴关系中的区域和全球倡议。

全球治理倡议不能孤立地理解，而是中国更广泛意识形态框架的一部分，将其主要外交和发展倡议纳入其大战略结构中。

如果说“一带一路”倡议关注的是物理连接，那么全球治理倡议则代表了概念上的连接。这是中国试图构建一种道德和制度基础设施，以合法化其领导地位的努力。

尽管“一带一路”倡议连接了经济体，全球治理倡议则连接了价值观。两者都旨在将国家纳入相互依赖的网络，但全球治理倡议明确关注治理、主权和相互尊重。

对于中国而言，全球治理倡议的成功取决于其将言辞转化为互惠的能力。该倡议的长期目标是定义全球规范，而不仅仅是遵守这些规范。

全球治理倡议对中美竞争也有明显影响。在华盛顿，这一倡议被解读为对1945年后建立的自由秩序的挑战。然而，将中国视为生存威胁更多是“政治恐慌而非冷静分析”。

全球治理倡议并非试图摧毁现有体系，而是努力将全球优先事项重新调整为更平衡和互利的方向。

美国倡导一个在民主与专制之间划分的世界，而中国通过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了一个拒绝意识形态对抗的包容性模式。中国对主权和发展的重视吸引了许多对西方条件和双重标准持怀疑态度的国家。

对于全球南方国家，该倡议对公平和改革的关注尤其引起共鸣，特别是在当前人道主义和经济危机的背景下。

全球治理倡议揭示了中国全球立场中的一个关键矛盾。尽管北京提倡国家间的平等，但其在南海的行动以及通过扩大政治影响力的方式，仍然显示出其权力主张。这种原则与实践之间的差异是对中国领导模式可信度的最大威胁。

尽管如此，全球治理倡议的日益接受表明，北京已成功将自身定位为一个替代的合法性中心。它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独立于意识形态对齐的合作愿景，与西方被认为偏袒少数国家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

对于土耳其而言，全球治理倡议既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不确定性。作为一个连接欧亚大陆的国家，同时也是上海合作组织的对话伙伴，安卡拉在理解和参与中国愿景方面具有独特的地位。

土耳其长期以来呼吁改革联合国安理会，并推动全球决策的更大公平性。全球治理倡议中关于主权平等和公平代表的原则，与这些愿望不谋而合。通过在这一框架内与中国合作，土耳其可以增强其在国际机构中的影响力，特别是在发展、数字治理和气候行动等领域。

在经济层面，全球治理倡议可以补充中土两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现有联系。治理议程可以促进双方在技术、能源转型和数字连接等领域的联合项目扩展。两国都希望在全球联盟转变的背景下，加强南南合作并多样化其外交组合。

然而，在全球治理倡议背景下与中国合作也需要谨慎的调整。鉴于其与北约和欧盟的深厚制度关系，安卡拉寻求保持一种平衡的方式，在探索与北京合作领域的同时，维护其战略自主性。

尽管中国和土耳其都倡导一个更“公正的世界秩序”，但两者的路径有所不同。土耳其的叙事根植于文明多元主义和伊斯兰人道主义，而中国则基于儒家和社会主义传统。这些意识形态差异可能会随着全球治理倡议的发展而显现。

因此，安卡拉的挑战在于以一种既能保持其战略自主性，又能补充其现有多边伙伴关系的方式参与全球治理倡议等新兴结构。

总之，全球治理倡议呼吁改革国际体系的规则，隐含地将中国的倡议作为这种改革的模式。对于亚洲和全球南方国家来说，这提供了一个影响未来的机会，而不仅仅是适应现状。

对于美国及其盟友来说，这标志着全球话语知识中心的转移，从大西洋转向太平洋，从自由国际主义转向北京所称的“命运共同体”。

对于土耳其而言，全球治理倡议为其提供了一个在自身条件下参与的战略空间，这是在大国竞争定义的时代加强其多边影响力，同时保持独立性的机会。

随着联合国进入其第九个十年，世界必须在坚持过时体系与参与其更新之间做出选择。全球治理倡议是否能成为这一更新的基础，不仅取决于中国的愿景，也取决于其他国家是否愿意合作，共同塑造一个更公平、更包容的秩序。